何谓“平等”,何以“自由” - 关于平等与自由的随想

何谓“平等”，何以“自由”——关于平等与自由的随想

我要评论点击：2258次

摘要

平等的人格精神是平等的人权的前提，也是自由的前提;而这个平等的人格精神，首先要产生并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有每一个人自觉了与外在的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才能有独立的个体;也只有有了独立的个体，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平等与自由的前与后

　　也许是现实中的感受的原因，现在对自由谈得多，而对平等谈得少。当“自由”与“平等”联手出现时，也往往是“自由和平等”——“平等”常常是处于次一点的位置上。这大约与“自由”与“平等”都是泊来品有关。在引进它们的时候，“自由”就是哥哥，而“平等”则是弟弟。

　　这似乎也是确切的，在“自由”与“平等”的故乡，“自由”也常常是第一位的。自从苏格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1775年3月23日于殖民地维吉尼亚议会的演讲中喊出：“不自由，勿宁死!”之后，即成为西方基督文化世界里叫得最响亮的口号。随着这一理念的传播，似乎“自由”真的便比“平等”重要了。

　　其实，西方人对“自由”与“平等”这样来排序，将“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还要珍贵，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经历有关。

　　在西方平民革命之初，其实首先是从争“平等”开始的。十四世纪，欧洲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所未见的大瘟疫，整个欧洲大地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大批的人因染病而死去。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国的贵族、富绅和修道院的院长以及长老们，仍然强迫贫民为其劳动而又不给他们增加工资。面对这种迫压，英格兰岛上弥漫着一种要求平等的强烈情绪。当时有位叫做约翰·鲍尔的传教士，在给英国的自耕农讲道时，第一次喊出了“人生而平等和人权宣言”。他说：“假如我们都是出自于同一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即贵族们)怎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明。当亚当掘地，夏娃纺纱时，谁是绅士呢?”欧洲的教皇、传教士们，还有那些贵族和富绅们，谁也没有想到，那些贫困的农民，正是从天天向他们灌输的教义中找到了平等的源泉，从那时起，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一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十八世纪美国开始谋求脱离英皇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当时的政治家詹姆斯·奥蒂斯就使用了这一真理：“上帝使所有的人生而平等。”所以，“人生而平等”的问题，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相比而言，“自由”则要晚一些。

　　“自由”比生命重要，是为了解决信仰问题而提出来的。虽然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人们还没有与上帝进行直接沟通的自由。信徒们要了解上帝的旨意，还必须由教皇和牧师来代理才行。教皇和牧师们掌握着对《圣经》的解释权，信徒们只有通过教皇和牧师才能聆听上帝的声音，才能领会上帝的旨意。

　　然而，再纯粹的精神，一旦需要由代理来进行传达时，就往往会掺杂进代理人个人的私货，使得传达出来的声音多少带有传达者的私念。欧洲教庭也是如此。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印刷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教徒可以自己阅读《圣经》，并通过自己的阅读而有了自己对于上帝旨意的理解。而这种个性化的理解，自然就会与教皇规定的解释有矛盾之处，于是，争取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或者说由自己来确立自己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便提了出来，这就是争自由的开始，也就是后来发生的，影响了整个近代史进程的新教革命。

　　因为争自由的运动来得比争平等的运动稍晚一些，也更深刻，所以使得后起的“自由”反而比早起的“平等”变得更重要。结果，后生的“自由”看上去成了哥哥，而早育的“平等”反而变得像是“自由”的弟弟了。而将“自由”与“平等”引进到中国时，多少又与中国文化的缺失有关。在中国的文化里，总有一点平等的影子，而完全没有自由的成分。

　　将“自由”看得比“平等”重要，还有一个对概念理解上的原因。也许在中国人看来，“自由”的概念是容易理解的，也容易得到认同。“自由”，解掉枷锁，轻松自在，多么地符合人的本性，又是多么浪漫的事情!于某种成分上，倒也暗合了附着在儒家学说大褂子上暗传下来的道家传统，自然也就更得中国文人的喜欢。其实，这样来理解“自由”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论是信仰上的“自由”，还是政治概念上的“自由”，都是律法约束下的“自由”。基督教的《圣经》中，首先要人守的是上帝的律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与自由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似乎是有着“平等”的理念的，但那是一个被误解了的“平等”，更是一个在现实中难觅踪影的游子。

　　首先，在一些中国人的意识里，一说到“平等”，可能便会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一想到“不均”便要“均”起来，要“均”的则又不外乎财产。所以，一讲到“要平等”，便以为就是分了“大户”的财产，大家一同享富或一样受穷。细细地想一想，陈胜、吴广当年高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项羽看了秦始皇的排场后所发的“大丈夫当时是”的感叹，多少都有这样的意思。因此，在中国，“平等”既是天使，又是厉鬼。贫困的人们视其为能让他们改变遇境的救苦救难的恩主，而富绅贵族则将其看做一旦袭来难以控制的洪水猛兽。[page]

　　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还是在我们的文化实体中，不论是在社会现实的纵向上，还是在横向上，我们又有一个级差明显、格局森严的等级文化制度。

　　于纵向上说，我们有一个从皇帝、中层官吏、基层官吏，再到家庭而直至个人的等级制度。这一个等级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身份的差异，也是一种人格精神上的等级之别。于社会上说，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使得每一个级别的人，既是下一级的长官，又是下一级的牧师。而于家庭内部呢，则家长不仅是一家之中的“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也是一家之中的精神教师。而皇帝则是全国人的导师。在这种梯次明显、级差分明、状如高塔的等级制度里，没有“平等”可言，“官大一级压死人”既是形式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在中国二三千年的皇朝社会里，人虽有亿万之众，但拥有完全的人格精神的，可能只有皇帝一人而已。

　　于横面上讲，在平行的普通人的人与人之间，又有士、农、工、商之分，“三教九流”之别，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重农抑商，或立贱籍、设仆役，一个宠大的社会，由亿万人之众组成，但贵贱分明、高下立判。元朝做得更是直接，径直把全体国人分为“十等”，每等之间，壁垒森严，待遇分明，拘约甚紧。

　　在这种纵横交互、遍布于现实的非平等之中，自隋唐起，虽有大规模的科举作为穿插，但也只是一种选拔具体的个人晋级升等的手段而已，并非像时下一些为“科举制度”唱赞歌的人所称许的那样，是一种“平等”的表现，它不但丝毫无损于等级制度，还是一种巩固等级制度的方法。

　　相反，越是等级森严、级差明显的社会，倒也越是能激发出人们攀缘升级的“雄心壮志”来。而一旦升级成功，回想自己为晋级升等而耗费的心力，也就越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等级，以及由这等级身份所附着的特权，于精神人格上越发萎缩附就起来。对上陷媚曲迎，对下骄横跋扈。等级制度所培养出来的，往往就是这种变态的人性。中国的古戏中，常有写状元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为田舍郎时，垂首缩尾，低声下气，见了官绅口呼老爷不已。而一旦登堂入室，朝服在身，荣归故里之时，则是趾高气扬，满面红光，鼻孔朝天地享受着昔日的官绅们跪在自己面前喊自己为老爷的荣光。

　　就是这样的文化体制，在中国实行了不是十年八年，也不是一百二百年，而是二千余年。“百代犹行秦政制。”一种文化体制一行就是一百多代，二三千年，再顽劣自强的民族也会让它训练、揉搓出柔顺卑弱的脾性来的。

　　如果说“平等”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还有一点影子，而“自由”则大多埋在人性的深处，被华丽而又繁复的“三纲五常”“孝悌规矩”拘束得难以抬头。读中国漫长的历史，于那沉重得令人郁闷的文字中，自“春秋战国”之后，除偶尔可以从“均贫富”的呼号声中，感受到一点“平等”的气味之外，几乎难以寻觅“自由”的气息。

　　由等级文化体制支撑着的帝制的毁掉，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时间了。制度的架子塌了，可凝结了等级精神的文化还在，那些在传颂着的“古典文艺”，依然在或明或暗地播布着等级文化的基因。就是在今天，官民之间，富贫之间，肉食者与草食者之间，前者是否在人格精神上还依然觉得高于后者一等呢?我是看见过一些人见了官员后那种自降一格的表现的，也见过开着“宝马”“奔驰”的富豪巨贾们，或者是富绅子弟们，从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身边呼啸而过，溅人一身泥水之后而发出的大笑中所透出的高等人模样的。

　　平等的实质是人格的平等

　　事实求是地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的，比如才智的高低，能力的大小，体能的强弱，直至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等，总是有着客观的差别。因而，人与人之间乍一看起来似乎很难平等。[page]

　　现代社会里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精神都是平等的，或者说是在剔除了所有附着在每一个身上的权力、金钱等外在之物以后，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你虽然贵为皇帝，富有一国，我虽然是一个沦落街头的乞丐，当我们在街头相遇时，贵为皇帝的你固然可以施舍给我一个铜板，但不能觉得我在人格上便低你一等。我虽然接受了你的施舍，可我一样不认为在人格上认为你是我精神上的主子。相反，当你妨碍了我时，我倒还可以请你让开，“不要挡住了我的阳光”。

　　其二则是人的权利的平等，生存的权利、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等，也就是现在人们时常提起的“人权”的平等。我想，现代社会制度里，谁也没有权力可以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等的人格精神是平等的人权的前提，也是自由的前提;而这个平等的人格精神，首先要产生并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有每一个人自觉了与外在的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才能有独立的个体;也只有有了独立的个体，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试想，当一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总是依附于别人的思想之下，俯伏在某一个人的阴影之中，见了权贵，在人格精神上便像秋霜打过的叶子，一天到晚耸拉着脑袋，连正眼都不敢看上一眼，在这样一个社群之中，你又怎能奢望什么自由呢?只有当你在内心深处，不论是与谁在一起，你都感到你与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时候，你大约才会想到自己是自由的，也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才会去追求自由的权力。

　　平等，也是确立法治精神和实现法治现实的前提。从本质上说，所谓法治精神，就是一种契约精神。除了从自然之法中定义出来的法则之外，一个社群中绝大多数的法则，都是协商共议的结果，是所有人共同立下的契约。可是，要订立这样一个契约，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平等的，都可以参与立契的意见。即使你的意见最终没有写进契约，但也决不能是“凡事总要老爷说了算才好”。而法治的实现更是须臾也离不开“平等”，有了平等的人格意识和精神，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了外在的侵扰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的保护——不论侵扰自己的是大权在握的官人，还是财霸一方的富豪。

　　平等的人也是可以结为坚强的整体的，但那联结的因素，并非是抛弃个人的独立，而是缘于共同的信仰和信念。而这一信仰和信念的产生，又决非是在某个人的强行灌输之下而生，而是通过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而自生于内心的。

　　西方的现代社会制度已经较为成熟了，但看看他们的历史，那个制度也是首先从讲究“平等”开始的。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平等”与“自由”运动，甚至是动枪动炮的激烈的革命之后，现在“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为，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平等已经是他们的民情。记得2006年5月，国内媒体曾报道过一则关于美国总统布什的“趣事”：4月27日，布什先生到卡特里娜飓风灾区视察灾情，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加油站，一位志愿者请其题词，但总统没有带笔。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便扔了一支圆珠笔给他，谁知布什竟没有接住，打到脸上去了。而这一失误被在场的记者拍了下来，公之于众。在这则“新闻”中，我不知道其他的读者有何样的感想，我总是觉得，这一国总统与手下工作人员的一扔一接之间，透露出来的正是二者内心深处的人格精神上的平等。总统没有让手下人员呈上“御笔”，而是让手下随手扔了过来;总统的随员发现总统没有带笔，不是诚惶诚恐地呈了上去，而敢于越过人群随手扔了过去。更为重要的是 “挨了一笔”的总统没有温怒之色，砸了总统“一笔”的同样也没有俯伏在地，口呼“罪该万死”地吓得尿了裤子，这都缘于二者觉得虽有职务的高低，却没有人格精神的上下，诚然一幅和谐的画面。然而，这样的总统，却是被国内媒体结结实地揶揄了一番，认为布什太失一国之主的威仪。从中，我们倒也看出现今中国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样的意识。

　　所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不是形而下的“平等”，更不是物质上的平均，而是形而上的“平等”，是人格精神上的平等。

　　没有“平等”的平台“自由”难以存身

　　在中外的古文化中，强者是不讲什么“平等”的。一些强者——大多是祟拜暴力者——一旦获得了足够的可以制服他人的能量，并取得了最高最大权力之后，最先搞的就是“封爵位”“排等级”，自他而始，一级级地排下去，建立起一个权力的金字塔。强者高高地端坐在塔尖之上，俯视着他的国度。等级是自由的天敌，等级之下没有共同的自由。不同的等级，对应了不同的自由，等级越高，“自由”越多。处在最底级的，人数最多的那一群享有最少的“自由”，为数的不多的被封为“管理者”的，享有稍多一点的“自由”，而强者则享有完全的、最大的“自由”的。

　　钢铁一般坚硬的等级制度中，台阶每下一级，“自由”便会少一点，到了被牧养的平民百姓时，最小的官也是他们的老爷，见面只有叩头的“自由”，其他全是非分之想。在这样的制度里，地位越低，自由越少;反之，地位越高，自由越多。那个居于金字塔尖上的，被称为“天子”的人，只要耍好权术、稳坐大位，便可以呼风唤雨，无拘无束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说：你如果爬到了权力的最高位置，你就进入共产主义了。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是“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是，进入这个“自由体”的通行证是什么?是获得最高的权力。

　　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上来看东西方的等级制度，“高等人”的自由恰恰是依靠抽取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精神”和“平等权力”来实现的。在儒家文化制度的设计之中，没有人可以与皇帝谈“平等”。皇帝在没有戴上王冠之前，兄弟姐妹之间还是可以称兄道弟的，相互见面之后也还有拍拍肩膀的亲昵，可一旦其中的一位皇袍加身，原来称兄道弟的其他兄弟姐妹，谁还敢再和他比比肩膀?皇兄皇弟尚且如此，自皇帝以下者，脑子里大约连“平等”的念头也不会有、不敢有。[page]

　　一个人享有最大“自由”的权利，恰恰也是他可以保持和拥有最大的“自由”的前提。比如杀人的“自由权利”罢，就是因为他可以一句话就能决定其他人的生死，而别人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所以那个想杀谁就杀谁的人就成为了最自由的人。

　　“自由”既然是这样与“平等”相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讲“平等”就意味着权力的分享。而权力一旦被分享，则意味着在没有“平等”时，一些人所享有的过多的权力，就要让渡出一部分来——即从他人那里抽取的部分——平分给每一个人。比如，皇帝是有可随便杀人的“自由”的，现在皇帝要与他的“子民”讲“平等”了，一“平等”，便不能想杀谁就杀谁了，因为“平等”之后别人也可来“杀一杀”他。这对于有着“权力癖”的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讲“平等”更痛苦的呢?

　　世界上最爱做官的可能就要算是中国人了。因为一旦做了官，进入了那个等级秩序之中，就会比小民高出一等。高了一等，就能享受一点皇帝的赏赉，就多一点“自由”的权力。多了的这一点“自由”的权力，就可以多占有一点生存的资源，就能生存得比他人更好一点。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生存压力就很大的国度里，谁又不想去多占有一点，可以让人活得更好的资源呢?可一个人多了一点“自由”，那就意味一批人失去了一点“平等”。在这个“生存法则”面前，谁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那几乎是在与虎谋皮，受伤、死亡就是代价。

　　因此，要讲“平等”，大约只有两种情况下才能谈得起来。一种是“不得不讲”，比如两个人角力，大战三千回合仍不分胜负，再打下去就会两败俱伤。个人的“自由独大”固然重要，可活着比“独大”终究更紧要。于是，两个人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握手言和，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平起平坐，谁也不要再打谁了，这便是“打出来的平等”;另一种“平等”是强者主动出让的“平等”。忽然有一天，那强者良心发现，道德觉醒，从泛着金光的宝座上走下来，对人们说“我们平等罢!”但这样的“平等”是极难得的。所以说，“自由”是人天性的要求，但“平等”有时候却是一种美德的表现。

　　胡适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叫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想，这正是因为“平等”比“自由”更难得。在言论上，只许自己有说话的“自由”，却不许别人有反驳的“自由”，不就是因为不能以“平等”的精神待人吗?自己的言论发表出来，便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一听到反对的意见，立即跳上墙头骂将起来，不给他人一点说话的“自由”，从根子上讲，还不就是只要自己随性使意，不许别人与自己的“平等”么!所谓容忍，就是耐住性子仔细地听听他人的批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要让他人有与自己一样的说话的权力。但耐住性子难，可能耐得住性子就是一种有德的表现。

　　现在想一想，所谓争“自由”，其实也是在争“平等”。因为，人之所以感到了不“自由”，也是因为觉得不“平等”。欧洲的“文艺复兴”，后世学者称为“人的发现”的运动，所发现的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思考历史，有一个诡异的存在，就是“平等”“自由”常常被用作了夺取权力、实现野心的手段，但当目标或目的达成之后，真正能将用作旗子的口号给予落地的，少之又少。陈胜、吴广在开始起事时，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拿“平等”做旗子的。后来的暴动者，虽没有讲出什么“宁有种乎”，但那“不纳粮”“均田地”，也都包含着“平等”的成分。因为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没有“平等”即没有“自由”。而“自由”又是人们天性的向往，所以，聪明的“革命家”，在革命之初无不是用“自由”来做旗子，从争“平等”来着手操作的。可惜，很多“革命家”得手之后，往往是又拿了等级的罗网重新套在跟着他们革命的人们身上，并以此抽走了他们曾引为号召的“自由”。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潜藏于他身上的追求自己最大自由的“天性”发作了。中国的朝代更替，无不如此。所以，将在争“自由”时曾经许下的“平等”，待事成之后兑现出来，并以新的制度巩固下来，是一种更大的美德。因为这一种美德更大，所以做起来也就更难。

　　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处于哪一个阶层，不论你是小康还是富裕，是否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格精神，一个与他人平等的人格精神呢?我想，在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于我们来说，平等与自由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责任编辑：陈超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cd5e035f854769eae009581b6bd97f192279bfb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