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80年前后小说文体探究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王蒙1980年前后小说文体探究

学院： 文 史 学 院

班级： 08汉语八班

姓名： 康 丹

指导教师： 赵 常 青 职称： 副教授

完成日期： 2012 年 05 月 15 日

王蒙1980年前后小说文体探究

摘要：文革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依次推进，期间，小说创作在美感特征和艺术呈现方式上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王蒙就是最先实践这一变化的作家之一。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硕复杂的思维内蕴吸引了很多研究者，从而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与规模的王蒙研究浪潮。本文旨在探讨其复归文坛后于1980年前后创作的《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布礼》、《蝴蝶》和《海的梦》等借鉴意识流特色的小说文体。

关键词：文体；根；经纬交织；语言；灵魂

目录

引言 （1）

一、根：“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1）

二、枝干:“以人物事件为经，以心理描写为纬” （2）

㈠经纬交错的结构方式 （2）

㈡自由联想体的特点 （2）

㈢自由联想体的认证 （3）

三、叶：竹入眼帘胸中留，语必惊人死方休 （4）

㈠句式：反思疑问 （4）

㈡句风：正话反说 （5）

㈢句感：闲笔情致 （6）

四、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7）

结语 （8）

参考文献 （8）

引言

王蒙曾在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无言的树》，以此自比，托物言志。我也将他1980年前后借鉴意识流的这些小说比作树，分为“根”，“枝干”、“叶”，当然它们并非是割裂的，文学作品饱含着作者的主体意识，而树木则是因生命而勃勃生机，二者同理，因此，最后以“魂”统贯全篇。

一、根：“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在这里”，王蒙在其自述《我在寻找什么？》中如是说。饱经沧桑的八千里和三十年，这当然是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是作家的生活基础，是他的创作基础，是这棵大树得以繁盛的来源，深扎于土壤中的根。八千里和三十年，充满了风云变幻坎坷多艰的内涵，是数量与质量的堆积，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经历，聚成了这样一个饱经沧桑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序列，有过少共理想，有过痛苦绝望，有过时过境迁。这是作者的经历和他接近的社会层的一个投影，他的生活态度也远不是青年时代的王蒙那么单纯、那么对信念一往情深。他们既能从底层感受到真正的苦痛，虽委曲求全，不足以成为斗士，但又能从哲学上审视和思考现实，有思辨的明察，有自省、自责和自励。他不止步于“伤痕文学”阶段的感情宣泄，更迈进了在严酷历史中的内心感知和自觉反省。这种处理方式，因为哲理思辨的因素而增加了作者思考历史和艺术表现的厚度。

细细读之，尽管这些小说语言跳荡，然它们始终划定在两个视野中：一个是充满“少共情怀”的青春视野，另一个是历尽劫波后的老干部视野，两个视野交错杂陈在一起[1]。如“陈杲已经有20多年不到这个大城市来了。20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小镇… …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夜的眼》），这里由“大城市”的“路灯”想到20多年前的“小镇”，又说到那里的生活琐碎，看似淡淡的叙述却掩饰不住对岁月的蹉跎研磨的抱怨或无奈，一句“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颇具意味，分明是以燃料自比，作为人才资源本该燃烧才华却被人搁置不用，被遗忘在“一个边远的小镇”。这里的20多年纵是虚写，又未必不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风筝飘带》中的范素素，《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杂色老马，也无一不经历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作品中过去与现实交错，却是因为昨日种种在人物心里扎根至深所致，绝望过，怀疑过，然而生活却是不可逆转的化学反应。文学的本质是再现还是表现暂且不论，而自我的情感总是与现实相联系，由现实状况激发起来的，而且也总是通过物象表现出来的，如上面说到的“路灯”、“风筝”、“蝴蝶”、“杂色老马”，所谓托物寄情是也[2]。这些小说正是再现与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再现是如实描写客观现实的再现，表现则是融入作家心灵的表现，景语亦是情语，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正如当代女作家铁凝所说“我的可靠叙述会使你相信作品本身” （铁凝《无雨之城》写在前面的题词）。如果说那令作者时时忆着的这三十年和八千里是痛苦的，那么这些文本则是作家痛苦的结晶。前人说《青春万岁》是王蒙青春时代对于理想的高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他在理想在现实中受挫后的变调，那么我认为此时这些小说便是他青春的升华。一棵大树之所以能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根系的发达，无论这棵树是否成材，相信存在即是合理。

二、枝干:“以人物事件为经，以心理描写为纬”

(一)经纬交织的结构方式

这些小说有意识地将心理结构与情节结构巧妙地结合起来，首先是在一个背景事件中，主人公陷入内心独白，进而又零散地嵌套着主人公过去坎坷的经历。犹如繁木，枝杈交错，干分枝，枝分杈，杈分桠，枝枝节节，错综复杂。《蝴蝶》写一个老干部张思远近三十年命运的起伏：从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到建国初期事业上踌躇满志，成为一个城市的领导人；从五十年代中期妻子政治上受冲击，家庭变故，到“四人帮”横行时自己成为阶下囚，被抛入偏僻的山村变为一只被遗忘的、孤独的“蝴蝶”；最后终于在山村人民中找回自己的活的灵魂。整篇小说就在主人公的思绪中铺陈开来。不过在作品中仍有一个明显的基本事件作为框架，这就是“文革”后复职担任了国务院一个部的副部长的张思远，请假回山村接儿子，却未能如愿，这是人物和事件。然而，主人公的全部意识流动又都是在这一框架内游走。而在张思远思绪的不断跳动、回闪、叠映和时空倒错中，我们仍可以在他的意识碎片中把握到这位老干部近三十年命运的完整过程[3]。

(二)自由联想体的特征

心理描写的这种方法，是王蒙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新的自由联想体，有人称之为“东方意识流”，这种手法有如下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深入挖掘人物复杂而神秘的心理世界，其中，内心独白是最主要的一种手段。内心独白是人的主观情感的不加修饰的流露，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坦诚的交待，因而，他最便于表现人物心灵的意蕴。《蝴蝶》中，张思远有一大段内心的独白，他向来是运动的领导者，但在一瞬间成了运动的对象。有一次在批斗张思远的大会上，他的儿子受造反派的指使打了他几个耳光。人虽昏迷，意识却清醒异常，于痛苦中仍然觉得这是右派翻天，是阶级报复，是牛鬼蛇神跑了出来。因此，他要跟看管他的革命群众把这问题谈一谈，提醒他们密切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于社会上真正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绝不能手软。这一段内心独白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心灵的窗扉，让读者清晰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也让读者从张思远的变异中找寻出历史的真义。除内心独白外，王蒙还广泛运用了心理分析、幻觉、梦幻等手段，极大地丰富了表现人物的艺术技巧。

二是打破传统小说单一、封闭的情节结构，采用多重的结构形态，更加准确地表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复杂多变的特点。《春之声》中，岳之峰坐在那拥挤的闷罐子车中，思想却冲破了狭小的空间，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由车身的颤动想到故乡小河的涟漪；由熙攘的乘客想到西德汉堡那几乎看不见人的大街，进而想到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由录音机里播放的《春之声圆舞曲》，想到祖国春天来临的盎然生机。是由大量的感官印象，触发起种种联想，多种声像纷至沓来，这联想是活泼的跳跃，时空颠倒交错的，构成他在历史转机时期的思绪飞扬的心理图景。这些情节的片段通过自由联想组织起来，构成了作品的放射状结构。这意识的流动有一条心理主线，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心理，这就是结构的中心。在一场大混乱之后，人们的神智刚刚得到调整，虽然仍有混乱，但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秩序。处在一个这样大环境下的岳之峰，在一个闷罐子车的小空间里联想着世界的广阔空间；在一个半明半暗嘈杂拥挤的环境里联想着一个现代文明世界；在时来运转的时候联想着昔日命运多艰的日月。这小与大，这嘈杂拥挤与现代文明，数十载的坎坷多艰与一旦而来的时来运转，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在他心理上形成一种张力，一种躁动不安的张力，这种张力直接诉诸读者。意识的活动，既有从高到低的往返，又有从低到高的升华。叙事时间不断倒错，叙事空间不断置换，形成了一种以心理线索为结构的小说形式，辐射广阔的生活内容[4]。

(三)自由联想体的认证

有人称王蒙的这种手法为“东方意识流”，虽说不无道理，但并不等同于西方意识流。这些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相同之处在于：叙述的焦点由外部转向内部，但人物的意识是不与外界隔绝，而恰恰是由眼前的外部世界引发意识的流动，人物过去的经历、感受都是零乱地、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此时的意识流中[5]。但今天看来，王蒙对意识流的借鉴主要还是工具性和技术性的，其观念和精神仍然是传统的，这正是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特征所在。郑波光的《王蒙艺术追求初探》、陆贵山的《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立异》、刘淮与朱容的《为了塑造更丰硕更锦绣的灵魂》和张学正的《探索通向心灵的道路》等文章，在从不同的侧面高度评价了王蒙小说的“意识流”手法的同时，又为意识流做了东方和两方、唯物和唯心之辩，指出王蒙的“意识流”既是对西方意识流的鉴戒．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心理描写的继续。它剔除了西方意识流的阴暗的、消极的、直觉的因素，是理性的、积极的。方顺景在《创造新的艺术世界》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王蒙在小说中如何汲取和运用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以为王蒙小说“注重探索人物的心理，抒写人物的内心糊口，但同时又正视抒写外界的物质环境和人物行为”、“既写人物的感觉、印象、联想，又写人物清醒的思索、判定和理性，它们运用内心独白、象征、暗示等意识流手法，又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叙事、描写、先容和评论”。总而言之，他在表现人的潜意识时，既注意到它的零散化和无序化的特征，但又并不似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西方那些典型意识流作品那样，直接表现充满黑暗和混乱的心理暗区和原欲冲动，而是有意识地抑制这种艺术手法的一些非理性成分，结局或是充满希望，或是超然。可见，王蒙这种被人称为“东方意识流”的方式并非只是机械地搬运，而是加入了个人灵魂的元素在其中。

三、叶：竹入眼帘胸中留，语必惊人死方休

文学语言是作家思想、创作风格、写作技巧的载体，是首先呈现给读者的外在面貌，犹如一棵正值繁茂的大树，首先把树叶的状貌映入人的眼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而王蒙小说言语的方式亦是丰富多彩的，语言运用多套笔墨、多种情致，他给接受者留下的印象，是叙述人与读者的间接对话，或优美，或深刻，或滑稽，或夸张，具有耐人咀嚼的小说语言美学价值。

(一)句式：反思疑问

在这些作品中，读来给人感觉最多的是他在句式上多选择疑问句，无论是叙述语言中，还是人物对话中，疑问句的使用频率较高，或是具体描写，或具哲学意义，如《风筝飘带》中总句数为763，而疑问句就有126句，《杂色》960个句子中就包含219个疑问句，郭宝亮称这种句式为“反思疑问式”。他进一步解释“反思疑问式”为“在叙述中不断以自我反省的姿态向自我和‘作者的读者’提出疑问的一种语言体式”[6]。

请看《杂色》第四段截取的部分：

“如果你竟敢用鞭干抽一下它的屁股呢，它会一蹦一蹿，一冲就是一百

米，把你甩到山坡上。而如果你爱抚它，亲热它，摸挲它呢，它就会得意洋

洋，昂首阔步，引颈长嘶的……那么，再设想一下，如果你干脆给他一鞭子

呢？当然，谁也不会有这个胆量，可是假使你硬是把它打了呢？它会抖擞红

鬃，腾空而起，化作神龙吗？它会疼痛愤怒、狼奔豕突，复归山林吗？它会

横冲直撞、歇斯底里，最后跌一个粉身碎骨吗？如果，它既没有化作神龙，

也没有复归山林，又没有粉身碎骨，那么便打一次它就会迟钝一次的吧？那

么，皮鞭再乘上岁月，总有一天枣红马也会像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一样，萧

萧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无惊的吧？”[7]

这段文字都为“老马一动不动”这六个字服务，用枣红马的不经世事反衬老马的宠辱不惊，对红枣马被施加一系列动作做出的反应进行假设，用疑问句表达的是否定的意思，而加上排比的修辞格使得表达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老马”在中国文学中常常作为意象，具有勤勤恳恳、埋头苦干、逆来顺受的形象特征，符合人们传统意识中的道德文化印象。这篇小说中，杂色老马由被人忽视到被曹千里相中一跃成为千里马，昭示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

再如《蝴蝶•海云》第一段，共九句话，就有八句是问句，是叙述人借张思远对海云的怀念和忏悔表现张思远对自己行为的辩护，连续的诘问带有自我怀疑、反省、争辩、探索、对话、协商、安慰等多重意蕴。似乎是借自己的怀念和忏悔来博得读者的谅解，有着“拉拢”读者的意味。因此说这种疑问一是针对叙述人自己，是对过去的怀疑和反思；但同时也是针对读者设置的，叙述人与读者的距离拉近了，也引导着读者对作者叙述事件的评价。

(二)句风：反话正说

王蒙的这些作品呈现着反话正说的调侃戏谑式的反讽风格，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口是心非，说出的与隐蔽的一样多，不似一看就明了的大白话，更不似海明威的“冰山体”，隐蔽是为了显现，这样更具有张力感，引人深思。我将这种风格称之为“漏斗体”，沙子此时还在这个胆内，彼时已经流入下面的胆内了。语言表面上说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话语，还未经得起读者的认真琢磨，立马显露出它本身的粗鄙低俗，只留下空空的语言架子。

《蝴蝶》中“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成功，效果”，“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这些句子皆是套话、大话，甚至是谎话，语调里溢满了揶揄反讽，太过于正面的话让人不容亵渎，敬畏十足，但威严的外表下却是滑稽十足。再看《风筝飘带》里，佳原和范素素谈恋爱却无处可去，最后只得去了一栋新建成的居民楼，但是被一些居民当成了“小偷”进行“审查”，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昭然。看这些“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审问：“什么人？干什么的？找谁？”，“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姓名、原名、曾用名……你们带着户口本、工作证、介绍信了吗？”，这些“文革”色彩的语言是当时的正话、权威话。该段还提到一些“文革”常用词：“阴阳头”、“打耳光”、“喷气式”、“政历”、“摘帽”和“戴帽”等，这种与语境明显错位的语言，是夸张，是反讽，揭示的是这些语言教条化、滑稽可笑的本质，让读者在笑过后产生读后的快感，最重要的是进而反思。

这种漏斗体也可从多方理解：历史原因和现实政治环境，使得话语言不达意、言不由衷，失语比失声更能压制人的思想，是人对说话的身不由己，多些歌颂少些尖锐是油滑呢还是无奈呢；从文学语言的内在律求来说，这符合话语蕴藉属性，言不尽意，“真事隐去，假语存焉”，所谓“隐者也，文外之重旨也”，“以复义为工”（《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即隐是言外含蓄的重要意义，文章以此为工巧[8]。总之，这种反话正说的漏斗体由于它言在此而意在彼而产生复义，其功能要复杂的多。

(三)句感：闲笔情致

闲笔是文学作品中在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的部分，闲笔与小说情节本身是间接关系，它旨在营造环境氛围，进而抒发情感，这是王蒙继承我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述技巧，此种驾驭文字的能力对于这时的王蒙来说已经运用自如了。闲笔调整了叙事节奏，使行文张弛有度，也扩大了叙述空间，延伸了叙述时间，丰富了文学叙述的内容，闲笔实则不闲。它给人以真实感，感情沉凝复杂，好似回音，有着韵味悠然的美学使命[9]。

《杂色》中第六段是对并不美观的马厩的描写，整段闲笔，具有画面感和真实感。开头描写嗅觉，这里“干草味儿”、“马粪味儿”和“炊烟味儿”混杂，烘托气氛，表现与马厩离别在即的百感交集，马厩环境虽不好，却是这匹“寒伧的”杂色老马生活了多年的地方，竟然有着依依不舍的情愫。下面的描写就围绕一个字“土”展开，渲染这个地方条件艰苦，亦是对不公正遭遇的抱怨，第七段第一句“要是曹千里早一点出来就好了”莫不如是在说“要是曹千里早一点出现就好了”，那样杂色老马就能早点摆脱这种境况了，由此看来这种表现作者情绪意向的拖音是必要的。

再看《蝴蝶•海云》中的倒数第二段，是在海云成了“右派”，和张思远离婚后脸上泛出喜色，这令张思远为之愤怒，于是有这一大段抒情。写到“春雨”、“朝阳”、“鸟儿的歌喉”这样生机盎然的景象，又坦然于“夏天的繁茂”、“秋天的肃杀”，给人色彩感和季节感。然而最后两句“你却永远不会再接受到阳光和春雨的爱抚了，你也永远不能再发出你的善良的絮语了”，揭示了海云的命运，一切美好都是过去了的，“她”已与张思远生死永别，凄婉之感不言而喻。字字句句，犹似诗歌，以前面的美景反衬后面抒发的哀情，闲笔增强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

每处闲笔似乎是乐章中的一个变奏，乐调虽然变了，却是近乎完美地表达了音乐，你不清楚为什么被它吸引，只觉得这种变奏就是那么合适，与全篇相得益彰。这种闲话是整体小说语言中充满感情的变调，它是主体的一种受着难以言表的心理机制引导的产物，适合于表现创作主体的艺术直感，而王蒙作为创作主体，他的创作实践是对现实的清醒地观照，是在创作主体强烈的表现欲的驱使下，使用的一种无它可以有它更好的表现方式。从这种闲话艺术的结构和意义上看，它也是一种多元情绪和多种表现的显示。

四、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些作品是洗尽铅华后重新焕发的容颜，犹如大树受尽狂风暴雨后呈现着鲜绿的勃勃生机，经过了的劫难，仍然怀着对于生的向往，依旧迎接春的序曲。不同于同时代的“伤痕文学”那些作家们只真切地表现刚刚过去的“文革”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和在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王蒙的小说却以一种历史的理性去重新建构历史，敢于面对历史进行严肃慎重的反思，正如王晓明所说的，“严肃的文学从不悲观”。他写小说，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慰安。王蒙在其《无言的树》中说“他（树）只不过是还保留着对于水的渴望。……但他仍然希望、仍然相信有一天清水和浊水会汩汩地流过”。在我看来，这“无言”，是指生命给予他的，不管好的不好的，都照单全收，好的他不会自鸣得意，坏的也不会怨天尤人，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梦和行为，不会迷失自我，这也是在王蒙一直尊行坚守的“无为”抑或“逍遥”的境界。

试看下面摘录的几部作品的结尾句：

（1）“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讲、羊腿……”（《夜的眼》）

（2）“素素跑回来搂住佳原的脖子，亲了他一下，就在大街上。然后，他们各自回家去了，走了好远，还不断地回头张望，招一招手。”（《风筝飘带》）

（3）“他觉得有那么多人在注视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

明天他更忙。”（《蝴蝶》）

（4）“他记得在奔跑的时候所见的那绚丽多彩的一片光辉。他怀念这一切，他充满了由衷的谢忱。”（《杂色》）[10]

从这不难看出王蒙对这结局的处理都含着理性的希望，不似他之前充满“少共情结”的稚嫩，也不似同时期作家们完全地批判否定，也有别于他80年代以后的小说结局不那么明朗。在他的散文《我为什么没有自杀》中，王蒙这样旗帜鲜明地解释自己：“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11]。陈思和也这样评价王蒙：“在当代的庙堂与广场之间，王蒙始终以低调的姿态穿行其间”，“他从没有像那些广场上的伙伴们一样对当代社会发出狮子吼般的批判和充满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理想呼唤”[12]。王蒙以其反映生活内容的本真性，书写内心情感的真挚性，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的创新性，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符合真善美的统一。试想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于生的信心，他还会叩响文学的大门吗？说得功利化一些，那样还何谈劝人向善的教化功能，也再次印证了艺术是萌生于希望的沃壤之上的。

结语

当代文坛对于王蒙这类小说评价不一，各有臧否，当然事实上这类作品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有说作品没有塑造典型，寻找到了典型却丢失了形象，有说其语言近于“油滑”、“泛滥”和“疲乏”的感觉，也有说其语义表达上晦涩难懂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诚然，我们应该用多元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它们。王蒙小说体式的创新值得我们学习，文本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并存，真实地解构历史，宽容地评判历史，又给与我们深刻隽永的领悟和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便是它们的价值所在吧。

参考文献：

[1]孟繁华，程光伟.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61 -162.

[2]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4]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82 -84.

[5]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64.

[6]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10]王蒙. 王蒙小说精选[M].西安：太白文学出版社，1995.

[8]刘勰著，周振甫译注. 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8.

[9]汪淏. 王蒙小说语言论[M].石家庄：花山文学出版社，1998:178 -189,255 -260.

[11]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 ――致郜元宝，谈王蒙的小说特色[J]．文艺争鸣，1994（02）.

Wang Meng 1980 Novel Style Explore

Abstract :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car Literature", "Introspection Literature" and "Reform Literature" in advance, period, novel creation i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presentation also begins to produce marked change. Wang Meng was the first practice the change of writers, with his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complex thinking has attracted many researchers, thus forming a momentum quite with the size of the Wang Meng research climax.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revers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1980 before and after the "eyes of the night", "the sound of spring", "Kite", "Bu Li ribbon", "Butterfly" and "sea of dreams", from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 style.

Key words : stylistic；foundation；warp and weft interwoven；speech；outlook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b6eaeb0602020740be1e9bd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