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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

发布时间：2020-10-10 02:28:4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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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

提纲：

一、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着眼于个体还是集体的利益)；

1．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定义

2. 美国和日本

3. 工作午餐

4. 当前中国文化的特征

5. 中国企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

6．中日“社区自治”文化差异

简单的解释一下郝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就是从国家的层次上，来衡量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标准。

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理论，由荷兰管理学者郝夫斯特(Hofstede，1980，1991)提出。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与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国际商业领域。这个理论由Hofstede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认为文化包括四个维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郝夫斯特又重复了10年前的研究，但这次包括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60。这次的研究不仅再次证实了这4个跨文化维度的存在，同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维度。

Hofsdede的文化理论是他在调查了70多个国家的IBM的员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文化是“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能将不同群体或类别的成员区别开来的集体模式”。文化主要从国家的层面而不是个体的层面来研究，尽管某一社会中的个体的性格千差万别，但从国家层面而言，总有一些共同的、持久的性格特点。从国家的层面将文化划分为以下五个维度：

(1)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着眼于个体还是集体的利益)；

(2) 权力距离(人们对社会或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

(3) 不确定性回避(对事物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

(4) 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追求物质还是强调人际和谐)。

(5) 长远导向与短期导向(着眼于现在还是放眼于未来)。

（1）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郝夫斯特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定义为“人们关心群体成员和群体目标（集体主义）或者自己和个人目标的程度（个体主义）”。他的研究发现，美国在个人主义上得分最高92分，居全世界之冠；而有中华文化背景的群体如新加坡人，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在个人主义上得分很低29分。

郝夫斯特认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文化上的两极，一种文化如果在个体主义上的高分，就意味着在集体主义上得低分，反之亦然。一种文化不可能既强调个人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

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联系较松散，人们只关心自己或直系亲属的利益，并把对自己的利益的关心和维护至于他人利益之上，人们的身份是以个体的特征为基础，个人的行为主要由个体的态度、个性等内在的因素而不是由环境因素决定，个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采用直言不讳的方式。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人们归属于某一个群体，在群体内人们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集体成员相互关心，人们对集体利益的关心胜过对个人利益的关心，集体成员对集体具有一定的信任和忠诚，人们的身份是以归属的集体特征为基础，个人的行为受集体规范、社会规则等环境因素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常采取含蓄的方式。

这里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私自利行为与关心集体行为的对立，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简言之，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主义认为，群体才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社会是由群体组成的，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必须服从群体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个人主义跟自私自利是不能划等号的。

说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能不提美国和日本，因为在大量的文献当中，这两个国家都是被当作上述两种主义的典型代表的。不消说，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国家，而日本则是奉行集体主义的样板。美国的个人主义源自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美国人信奉自由，崇尚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他们信奉自由放任的社会组织形式，信奉市场的力量，不愿意政府过多干涉自己的行为。美国人不太强调社会等级的不同，他们不愿意服从政治权贵，也不愿意顺从上级。在美国人眼里，人人生而平等。平等主义意味着平等的权利与机会，并尊重别人的权利与机会。在解决集体问题时，往往通过投票来获取多数人意见。他们信奉自我约束、依靠自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士得到社会更多的掌声。人们的社会地位更多地取自于他们自己的成就，包括所受的教育与个人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与美国相反，日本是个有很长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信奉权威人士，尊重长者意见，互相谦让，避免冲突。在人际关系方面，日本社会仍然强调层级观念，崇尚集体归属感，不鼓励挑战权威意见。日本文化的特征可以表述为：强调群体胜过个人；强调和谐胜过冲突；强调通过协作来与对手竞争，强调合作互惠；强调成就感与归属感；强调义务与责任。

你当然可以说，不是每个美国人都信奉个人主义，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信奉集体主义。这没有错。但是，大体上，或者从整体上看，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强过日本人，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情怀要远胜美国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美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不同表现。比如，美国人会经常跳槽，而日本人往往从一而终。再比如，在制造业领域，一般而言，美国人更擅长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所谓开风气之先。而日本人则更擅长工艺的改进与产品性能的提高。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某国人开发的某种新产品，但最终赚大钱的，则是日本企业。看看家用电器，我们就能找到不少例子。比如，录像机、电视机、摄像机等等。

再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别，工作午餐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美国，如果我想和同事共进午餐，一般我会事先预约一下，电话或伊妹儿，然后定下来午餐的时间。假定有三四个同事下周二都有空，我们约好在某个同事的办公室集合，很快讨论一下想去的餐馆，如印度餐馆，大家就一起出发了。到了餐馆，领班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餐桌，我们坐下后，她/他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份菜单。于是我们阅读菜单，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食物，印式三明治，咖喱羊肉或其他。几分钟后，服务员会走过来，挨个询问我们决定要点的食品，记录下来，收走菜单。我们于是开始聊天。

又过几分钟后，服务生会把我们点的食品端上来，准确地将每一个人点的放在那个人的面前。我们于是开吃，边吃边继续我们的聊天。吃得聊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示意服务生拿来账单，大家各付各的账，然后离席回各自的办公室，继续上班。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聊天时我得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反应外，其余一切我只要照顾自己的口味和感受即可，与他人无关。

再看看典型的中国午餐。一般来说，很多时候不事先预约，去敲一下同事的门，问有没有时间共进午餐，如果有，则同去。假定正好有三四个同事都有时间，于是我们一起出发，多数时候会去中餐馆，但需选择可能是吃什么地方菜，川菜还是湘菜，粤菜还是沪菜。假设大家决定试一试新开张的川菜馆。进餐馆的时候，门口有几位服务生站着欢迎，然后领班出来，带我们入座。坐下后，他/她会给我们两份菜单，让我们共用，而不是一人一份。我们轮流或凑在一起看菜的品种，然后决定点什么。但因为上菜的时候菜会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一起吃，所以点菜的时候就得想到别人的口味，以免到时候某人没菜可吃。议论了一会以后大家都同意要五个菜，告诉服务生，便开始聊天。几分钟后，一个菜上来，大家开始一起吃，过一会儿，另一个菜上来，大家又开始上筷，边吃边聊，直到菜上齐，吃得差不多了为止。这时，服务员送来账单，谁付账呢如果一开始召集吃饭的人没有明说是他/她请客的话，那么，这时每个人都可能掏出自己的钱包抢着付账，服务生则随机抽取一个以结束“争端”。在这个过程中，差不多每一步都不是个体独立的行为，选菜也好，付账也好，每做一事，都得把别人的喜好利益考虑进去，而不能仅凭自己的喜好行事。与美国人的午餐过程十分不同。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目标、个人独立，而集体主义文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前中国文化的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取向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为合理化的行为，等价交换、工作机会的多元化等淡化了人们对组织或集体的归属感以及对集体利益的无私奉献。但总体看来，中国仍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目前的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为个人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单个人的行为仍然要受组织文化或群体规范的强烈影响。组织或集体仍然是个人生活的中心。个人利益虽然受到关注，但并没有取代集体利益而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

在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中，“集体主义”往往有着很强的暗示。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家族式管理”的国家。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在中国，存在着两个组织机构——家庭和农社，这是中国的核心。从本质上来看，家庭和农村环境都是集体主义的。他们依靠共同努力，争取和谐。毛泽东执政以后，他通过消灭土地所有者和个人主义者，以及几乎派遣每个人到集体主义公社工作等方式，强化了集体主义的观点。因此，在古代和现代历史上，中国出现的集体主义者都比个人主义者要多。

公平地说，今天，有许多中国领导人认为，集体主义的时代在中国即将消失。有些专家说，他们认为中国很快会失去集体主义的观念，而转向个人主义，这尤其会发生在“80后”人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一胎政策”，特别是在城市，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使他们坚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着独特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养育习惯会导致个人主义超越集体主义。

然而，在企业中，仍然有许多集体主义思想的例子。一个非常着名的案例发生在联想集团，当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伙伴开始一起工作时，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将团队的成功看做是整个公司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美国人却试图努力确定个别高绩效的员工。尽管我相信这些分歧最终会得到解决，但出发点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

因此，尽管中国宣布个人主义者比集体主义者多只是时间问题，但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集体主义者的确比个人主义者要多。西方人来中国之前，需要适应这一现实。如果谁还要像在西方那样抵抗到底，在中国，他将被击倒。

前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说，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如果你在员工面前非常谦虚地展现自己，将自己“作为团队的一员”，你就会得到员工的支持和拥护，你的工作也会完成得比较轻松，如果你采用典型的西方方式，将自己看做至高无上的领导，你很可能失败。

在集体主义者的环境下，一个公司就会变成一个家庭。也就是说，每个员工都会变成企业大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他将会对整体非常忠诚，并且期待获得同样的回报。当然，与过去的“铁饭碗”时代相比，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似乎变得不那么真实了。不过，虽然这一观念可能不再真正地存在于所有的中国企业中，但残留思想仍然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年长的员工中。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者和公司领导者（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和尊重集体主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的历史。如果你夸大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你绝不会出错，但是，如果你对这一观点只是轻描淡写、满不在乎，那么，你必将付出代价。

案例：

中日“社区自治”文化差异

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1989年，他在日本时，一直都忙于学业，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一开始在这个小区时，他依旧不热衷于小区活动，偶然的一次机会，他接到一个电话。是这个小区自治会的原会长，原来他在抽签仪式中当选为小区自治会的会长了。他虽然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嘴上还是答应了，因为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拒绝公益活动。但是他依旧很担心自己会当不好会长，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Ruo”

鰯是一种鱼。在中国叫“鳁wen”，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

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

很多年以后，周伟东回想起当时这段对话，深有感触。在他留学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关心政治，每逢选举，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脑频频换届的时候，公众也漠不关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脑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当时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渊惠三突然中风，6周后去世，日本民众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常的情绪。

“你们难道不担心领导班子不稳定吗”周伟东也曾这么问过一位日本朋友。

“日本是鰯文化。”对方也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头儿，其他的鱼照样能转起来。”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比如割草机坏了，这本应该由会长去处理，当周伟东询问起“割草机在哪儿修”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委员主动说：“周先生，我去修。”同时特别强调修理铺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较顺路。

“他担心这种自告奋勇会让我误解成‘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适合干会长’。”在日本待得长了，周伟东也能体会到日本人出于尊重对方的良苦用心。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烦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你问干净到啥程度”周伟东的妻子吴晓利笑道，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

会长这个“头儿”当得实在轻松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会长在小区决策中，并没有一票否决权，会长做得更多的就是召集大家开会，然后进行投票表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他的任期上，他也想做个政绩出来。这时候，有委员建议他把小区内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免在台风来袭时伤到孩子和行人。但是对于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日本来说，无疑修剪小区内的樱花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没有想到告示一贴出，整个小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他通过这件事儿，也意识到了，以前家门口的草坪也是别人主动帮助修剪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被含蓄地提醒过。在中国的话，肯定大家会说，这样好啊，那你就不用干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

提问大家，“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