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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观视角探讨革命动员发展过程及路径规律
作者：王连花
来源：《管理观察》2014年第09期
摘要：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动员的路径，学术界在宏观上做了许多研究。但是，从微观分析入手，以单个农民协会动态发展为角度，探寻大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动员的路径，研究成果尚少。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单个农民研究
作为个体的农民协会的筹备、创建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创建人、会员们等）的异常艰苦的努力，牵涉到乡村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涉及到乡村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抓住这一条比较微观的“线”，也许能更直观地揭示出乡村革命动员的动态过程，并从中摸索到乡村革命动员得路径规律。现选取赣南闽西地区的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龙岩农民协会和万安县罗塘湾农民协会为例子，探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及路径规律。例一、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
A、“我（李集生，竹山坑农会创建人，笔者注）在此化名李老四，在易森顺酒饭店里当佣工……但所惧者，唯恐店主不能久容，倘一旦逐客，又将何处立足。果然事出所料，第六天的晚上，老板因对我的来历不明，怀疑有其它问题，竟欲辞退，我乃假称是兄弟三人因遭命案官司，外逃避祸。随即将我岳母和姐姐所交给我的五十块银元和两对金耳环交其代为保管，以示真诚。并说了一些奉承他的话，这样老板才转变脸色，少老板（易唐臣，笔者注）听我说是二十一岁，就要同我结拜„老庚‟，一家人都很喜欢。”
B、“我与易唐臣每天不离左右在一起劳动，说说笑笑，给他灌输革命知识，使他有要求参加革命的愿望，由他来进行革命串连，由于他的积极行动，很快地就把邹高生引向了革命……邹高生，出身贫苦家庭，全家五人，依靠做点神香（迷信品）生活负担较重。我看他这样困难，便借给他二十块银洋，又劝他父亲戒掉鸦片烟，从此生产生活不受恐慌……邹高生与李求兴素有瓜葛之亲，平日关系很好，将我对他所谈的话，都一一转告。他听说我是搞革命的，两人欣喜若狂。晚上邀我和易唐臣同到李求兴家里喝酒。就在农历七月十一日晚上，在李求兴家里秘密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没有选组长，由我负责指导。”
C、“我们的工作发展计划是由近及远，由小而大，先从附近麦坑、庙背、赤岗三个村子着手进行……他们三人工作所到之处，农民踊跃参加，并且吸收了五个有文化的青年。他们自愿请求参加农民协会，协助三人小组搞文书、搞宣传。其中罗友祥，是个村小教员，对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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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袁松章是个中学生，岳母家在戴坊，他借拜年，探亲机会，常去戴坊宣传革命，虽没有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但影响很大……从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十月，就发展会员四百多名。”D、“我们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召开代表会，这次代表会实到代表三十二人……所需经费由李求兴、易唐臣两人自愿筹办。大家边吃边开会，由邹高生、李求兴主持会议，我没有讲话。大家一致推选邹高生为主席（称常务委员），李求兴为副主席兼组织委员，易唐臣为经济委员，陈普成为宣传委员，袁松章为秘书。还规定每个会员要缴入会费六百个铜钱。邹高生在会上说明了竹山坑农民协会今天成立，产生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和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一定会胜利；强调我们现在处于秘密隐蔽时期，要绝对严守秘密，团结自己的力量，作好公开暴动的准备。”例二、龙岩农民协会
A、“（郭滴人，笔者注）每星期都抽二、三天回到胡洋乡里。他总是先走进学校，同教师们叙谈，还向学生讲课（学校硬要他兼教四年级的四节常识课）。村中许多父老叔伯、农民兄弟见到他时，都总要缠住他询问天下事，或述说自己心中的抑闷问题。他也乐于向人们介绍许多新鲜事，谈论各种事理，帮人排难解忧，往往回到家看望父母已是深夜时分……广大的农民把他看作是希望，是翻身解放的领头人；进步的青年教师们更是信任他拥戴他。人们处处维护他，不让地主分子动他一根毫毛。”
B、“一九二七年四月，滴人避回乡里，隐藏在二婶子苏红爱的住家……滴人住在后楼上，不让父母知道（老人忠厚老实，怕说走了嘴），只让青年教师罗超（在此之前加入党组织）和村里最知心的三四位农友知道住处。红爱母女为他放哨，照顾生活。他白天阅读文件，思考问题，夜晚外出约会积极分子讲形势，谈工作。龙岩秘密农会就是他家所在的后陂村首先建立的”。
例三、万安县罗塘湾农民协会
A、“罗塘湾大禾场村背村有个曾天宇，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寒假回到万安县，邀集了本县张世熙等十多名先进知识青年，组织„万安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举办平民夜校，组织俱乐部，宣传讲演，开展社会调查，和农民谈天说地。”B、狗腿子要成立假农会，“我（康克清，笔者注）同几个积极分子赶紧到处去宣传，被骗加入假农会的不少人，指导上了当，一个个退了会”。
C、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那天，农会会员排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会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以上三例（龙岩为中央苏区属县，乐安的竹山坑、万安的罗塘湾虽不为中央苏区属县，也位于周边地区）。由于地理、人文条件的不同、农民协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在细节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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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大致的革命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们在动态发展进程上存在着太多的相似点，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仔细揣摩，可以发现，一个农民协会的成立，须大致经历以下几个相似的发展历程：第一，起因都源于一个或多个革命领袖的苦心经营。他们或受过革命新思想的熏陶，或具有直接的革命斗争经验，如龙岩的郭滴人、竹山坑的李集生、罗塘湾的曾天宇。
第二，这些革命领袖曾利用各种方法，扎根乡村，以取得周围群众的信任。如初到竹山坑的李集生，为站稳脚跟，在落脚店主面前“假称是兄弟三人因遭命案官司，外逃避祸。随即将我岳母和姐姐所交给我的五十块银元和两对金耳环交其代为保管，以示真诚。并说了一些奉承他的话”，以取得店主的信任。为了立足，李集生还“没有忽视对付那些破坏革命的反动派”，以打消他们的怀疑，“我由于略懂烹调和医务方面的知识，这就为接近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条件。如每逢当圩这天，他们聚集在粮局里，或议事，或„打赌‟吃东道，都托给易顺森老板去办。我有时掌锅，味道好，他们极力赞扬”；一反动派的小孙子“扯„慢惊风‟，抱在粮局里请医诊治，医生迟迟不肯动手。我在旁边帮他处一方，服药后不久而愈”；如有反动派爱抽烟，“我就投其所好，供给他一些烟土”；“所有这些，当时我在各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他们也就不再那么怀疑我了”。当然，如果是本地人，就好办的多，他可以利用熟人、亲戚、朋友等各层关系，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并为自己的革命活动做掩护。以郭滴人为例，他曾隐藏在二婶子苏红爱家，筹划革命工作，让“红爱母女为他放哨，照顾生活”。
第三，扎稳脚跟后，革命领袖们开始“大展身手”，利用乡村固有的关系网络、内在矛盾，文化传统等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条件，开展革命工作。利用关系网络方面，主要有利用熟人、亲戚、朋友、师生，结拜兄弟等多层关系、然后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达到关系网络的循环利用，不断地辐射扩大。兴国姓氏观念浓厚、肖姓很有势力，当地的革命领导人肖华认为这种姓氏关系很有效地帮助了革命势力的发展和生长，是兴国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的成立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问题：李集生通过认识的易唐臣（熟人关系，后发展为结拜兄弟），易唐臣又通过熟人关系发展了邹高生，邹高生与李求兴是亲戚关系，还有袁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