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文库

手机版

投诉建议

首页 > 语言论读后感

语言论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6-06-05 10:18:28 来源：文档文库

小中大

字号：

手机查看

《语言论》读后感

《语言论》是爱德华·萨丕尔的一部代表作。全书共分11章，主要论述语言的性质、形式、结构、演变以及它跟思维、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萨丕尔作为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显然对“什么是语言”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全书的第一章就阐述了其对于语言本质的看法。

对于语言，我们太过熟悉，正因为如此，对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容易。首先，萨丕尔将走路与说话进行比较，以此来说明“语言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语言论》第４页）。在这里，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功能，即将语言的本质属性放到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中考虑，加强了言语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也是萨丕尔作为人类学家与众不同的着眼点。作者认为更改一个人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完全能够改变这个人的言语，他的言语的形成有赖于周围人们的言语，“正象不同民族之间，宗教、信仰、习俗、艺术都有差别一样”，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参杂了大量的人的因素，以及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习惯”。

为了论证语言的“非本能性”，作者又将语言中的象声词和感叹词抽出来进一步说明语言是“人脑的创作，想象力的发展”（第7页）。这个观点当然无可厚非，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将象声词定位在对于自然声音的“摹拟”上，象声词，顾名思义，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它是对自然界固有声音的模仿；但是作者认为感叹词同样也是“自然声音的习俗的定型”（第５页），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些困惑：如果说我们惯用的感叹词，例如：“啊”，“噢”，“哇”等是对自然的模仿，那么那么它们又是对自然界中哪些声音的模仿呐？不能否认感叹词的来源与其他语言成分一样来自于自然所启发的、人脑的创作，但既然肯定了其与自然声音的联系，我认为为了确保论证的严密，就应该加上相关的例证，使得结论更加的可信。

在说明了语言不是什么之后，作者为语言下了一个可用的定义：“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这个定义概括了前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两种观点，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从文中可以发现，萨丕尔并不否认心理—物理基础对于语言的必需性，但是，他认为，语言的研究决不是对于作为语言基础的生

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而应当是讨论语言——“这个任意性符号系统的功能和形式”。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把习惯的、自觉发出的声音（或是声音的等价物）分派到各种经验成分上去”（第10页）。萨丕尔还特别点明，这里的“经验”并不是各个的、个别的经验，而是人们所共有的简化了的抽象出来的概念符号，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思维”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框架内，萨丕尔开始着手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者认为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的。思维活动，尤其是抽象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不能离开语言而单独进行。乍一看这一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观念是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的”，但细究一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并不总与概念有关，一个个单个概念的联合可能并不具有概念的意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就是这样一种为个别印象所占据的东西，在更高的水平面上，譬如焦点中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它仍然和意识的内在内容平行。因此，从语言的观点发出，按照萨丕尔德说法，

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第13页）。

作者将语言界定在符号的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的思维的外表，认为思维将语言的内容精炼的解释了之后，便能从语言中看出思维。因此语言决不是“贴在了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在这一层面上，萨丕尔区分了语言与思维。

对于语言与思维，作者还认为他们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语言的成长要充分依赖思维的发展，当原有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人类的思维时，人们便借助想象等方法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语言成分。另一方面，思维的运作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或者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运用才有存在的意义，当人脑在进行想象或推理的时候，就已经默默念出了一连串的语言成分。萨丕尔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道明了语言与思维的这种相互作用：“工具使产品成为可能，产品又改良了工具”（第15页）。

作者对于语言与思维的论述看似十分辨证，与马克思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我们还是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作

者对“语言决定思维”的片面强调，以及对“语言先于思维”的强烈暗示。萨丕尔说：“正象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作者本人颇以为许多人觉得能不用语言来思想，甚至推理，只是一种错觉”（第14页）。在第一章文末，作者甚至明确地表示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这无疑脱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带上了作者鲜明的个人印记。

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是什么”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类学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为我们在课程讲义之外，明晰语言的本质打开了一扇窗户。篇二：《语言论》读书报告

言语风格与言语方言

——《语言论》读书报告

拜读高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后，发现其中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篇幅最长，折射出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内容——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推测及相关充分或者不充分的例证引起我对人类文化起源的兴趣，影响语言发展的众多因素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与确定引导我思考事物本质，语言在历史过程中的分化与统一启发我畅想历史知识，对语言发展前景的展望等内容开阔我的视野，《语言论》集中于语言知识的同时又渗透着历史、人文气息，凸显了语言深刻的社会本质、丰富的内部结构、精深的历史渊源，让我爱不释手。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第三节“言语风格与言语方言”，与我以往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颠覆我对言语风格和言语方言的认识和标准，故而我反复咀嚼，品位其中差异，收获良多。因此，我就这一节内容简要谈谈我的想法。

一、概念：言语方言、言语风格、言语风格手段

在本节伊始，高名凯先生明确了相关概念，我们且来看看高名凯先生明确概念的步骤和思路。

（一）重复“言语”的概念

高名凯先生首先重复了“言语”的概念“言语是人们的交际行为，人们对语言机能的具体运用（包括对语言的运用）及运用语言所形成的结果。一般地说，这结果就是言语作品，

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话”。关于“言语”的概念，高名凯先生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五章“语言

和言语”第一节“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已有相关论述，并通过小说《三国演义》中人物话语

②进行举例论证，应当说，“言语”概念已较为明晰。此处重复阐述，既是帮助读者回忆基础

知识、接纳新知识，也是为了让文章行文更加自然流畅。

（二）提出“言语方言”的概念

高名凯先生在本书第一部分“语言的社会本质”的第五章“语言与言语”和第六章“语言的变体”已分别对“言语”和“方言”进行了阐释，并在本书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第三章“语言的分化”对地方方言、亲属方言、社团方言进行分析，反复运用了“方言”的概念，让我们明确在现代语言学中，方言指的是语言的分化，而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地方性语言形式，即所谓的地方之言，进而总结出言语方言的概念：“由于特殊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的经常化，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而经常得运用某些固定的词汇成员、语法成分，甚至于运用特别为了适应这种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的特制的表达手段，人们就可能把这些固定的词汇成员、语法成分和特制的表达手段组织成一套特殊的表达手段的系统，这种特殊的表达手段的系统就称为言语方言”③。明确概念之后便是对概念的分析，此处共有四个句子，其中“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二词共出现三次，如此高的频率也说明了高名凯先生对“言语方言”概念解读的关键词“交际场合”、“交际目的”的强调。 ①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55页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96-98页

③

（三）由言语方言与言语风格的关系引出言语风格

高名凯先生在阐述“言语方言”的概念之后指出“言语方言”对“言语风格”表达的作用，进而引出“言语风格”概念。

高名凯先生认为传统语言学家们没有把握“言语风格”的本质，因而主观地将它认定为“神韵”、“气势”等，令人难以捉摸。真正的言语风格应从语言的交际职能来理解：“语言中的风格就是语言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被人们运用来适应这种交际场合，达到某一交际目的时所产生的特殊的言语气氛或言语格调”①（关于引用原文而出现的“语言风格”一词，高名凯先生曾自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言语风格”，为了配合习惯说法及尊重其他语言学家的论述，高名凯先生并未更改，本文撰写时考虑到概念的精确性，直接采用“言语风格”这一说法）。随后，高名凯先生指出苏联的部分语言学家们混淆了“言语风格”和“言语风格表达手段”这两个概念：“言语风格是言语的某种气氛或格调的表达手段，而风格的表达手段则是构成这种气氛或格调的表达手段”②。以下是我根据高名凯先生的论述形成的关于“言语风格”，“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言语方言”的理解：

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言语方言、言语风格关系图

以科学论著为例，科学论著的言语风格是严谨、简练，实现这一种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是言语上科学术语的运用，而当科学术语系统化，形成一整套表达某个科学领域的专门词汇系统，就是科学论著的言语方言。

二、言语风格组成成分分析

高名凯先生认为“言语风格”可以由“语言中带有风格色彩的成分”和“非语言成分”①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56页

两部分组成。

在“语言中带有风格色彩的成分”这一部分，高名凯先生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个别孤立的风格手段不能构成言语风格。

高名凯先生也正是用言语风格的这个特点来反驳苏联语言学家索罗金主张的“现代俄语已经没有语言风格的存在”的观点——索罗金在论证时所举的例子均是个别的言语风格手段。

二、言语风格表达手段的系统性。

高名凯先生以科学论著为例，强调了言语风格表达手段的系统性，即言语风格表达系统能够被称为“言语方言”的原因。

三、不能混淆“言语风格”和“语言特点”两个概念。

高名凯先生从历史角度说明了“言语风格”和“语言特点”的区别：“作为整个语言来说，它可以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中没有分化成不同的言语方言，然而它却随时都有它的

①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另外，高名凯先生还以汉语为例说明了在实际问题中“言语方言”

与“语言特点”所指的对象的区别：汉语的言语风格指的是汉语在某种交际场合为适应某种交际目的形成的言语气氛或言语格调，汉语的语言特点则是指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

三、言语风格手段系统的组成

言语风格手段系统首先是由语言中具有风格色彩的成分组织而成。高名凯先生分别从同义词和非同义词两个角度进行说明。在同义词角度，一方面，词汇系统中有较多例证，如“勇敢”、“英勇”、“神勇”、“胆子大”等同义词形成不同风格，再如“妈妈”和“母亲”在亲昵程度上的差距带来的言语风格色彩的差别。另一方面，语法的差别也对言语风格的差别造成了影响，如“儿化”，有时可以造成第一性词位义素的差别，有时可以表示不同的言语气氛，进而影响言语风格。在非同义词角度，高名凯先生以“阿弥陀佛”为例，表达没有同义词的词汇也能对言语风格产生影响。这些词语大都为外来词——为我们本土词汇所缺乏，但是在特殊的场合确实能够构成特殊的言语氛围，如一些宗教词汇容易形成庄重、正式、虔诚的言语格调。我认为，总得来说，在表现言语风格的差异上，词汇的作用较语法直接、显著，因为语法的作用大都集中于一些义素相关或相同的词，在非同义词上难有作为，我们调整言语风格最直接、常见的方式即更换词语。然而，若是涉及句法，及语法上语序的调整等对言语风格的影响自然又另当别论——虽然句法的调整大都集中于影响句子的表情作用，但是由于表情与言语风格相关（这点，后文将继续讨论），我们不能排除语法，尤其是句法对言语风格的影响。

在“非语言的成分”这一部分，高名凯先生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表情色彩和风格色彩的区别和联系。

较多的语言学家如巴里在风格和表情的问题上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而事实上，风格和表情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按照表情的性质来把风格加以分类，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高名凯先生认为我们可以从风格和表情的作用来说明语言中表情成分和表风格成分的不同：“感情的表达是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场合中可以是相同的……风格是人们在特殊的交际场合中，为了完成特殊的交际任务而形成的特殊言语气氛②”。例如，从表达同一种感情、置身不同场合角度来谈，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愤怒的感情可以在政论文章中，也可以在公文尺牍里，更可以在即兴演说中，这三种形式表达的效果均是一①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62页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65页

种感情。而同样情感的表达，从言语风格角度看，政论文章有固定的词汇用法，我们必须对之加以正确运用并达到文章观点鲜明，富有逻辑性的要求；而公文尺牍则要求我们简洁、精准；即兴演说的言语的运用大都集中于感情色彩强烈、富有吸引力和个性化的词汇。从不同的感情、同一种场合角度来谈，比如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电视辩论，他们可以根据对方的言辞随时回复、表达不同的感情，但是他们都必须遵循适应场合的原则，即言语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感情等方面的差异，但都必须是适应电视辩论场合的言辞，不能随心所欲。以下是我对表情色彩和风格色彩的差异理解分析图，其中“●”表示具有多样性，“■”表示具有单一性；“√”表示同一种，“×”表示不同种。

表情色彩与风格色彩区别分析图

观察上图，我们发现，表情色彩与风格色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区分是在场合或情感的限制条件下是否具有多样性，前者感情受限制，后者受场合限制——表情色彩侧重于表达发话者感情，相对而言不受场合限制；风格色彩侧重于适应场合，相对而言无情感区分。

同时，高名凯先生指出了风格和言语感情的联系：言语感情可以作为体现言语风格的手段：“具有表情色彩的语言成分是语言所具备的，他们本是也是语言成分，但其本身却不是表风格的语言成分，只是在某种特殊的配合下可以起体现某种言语风格的作用罢了” ①。对于高名凯先生的表述，我是这样理解的：表情色彩与风格色彩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分出的两个不同概念，但是二者的部分所指具体对象，即相关词汇，有所重叠，因而言语中的表情成分可以作为言语风格的表现手段。但是，高名凯先生未提及风格对于表情的作用。我认为，风格色彩对表情色彩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正如上文所说，二者概念的部分所指对象重叠，这部分重叠既然对象可以辅助风格，那么也可以辅助表情。举例而言，在严肃的风格氛围中（如报告会），我们的感情也会相对客观、冷静，而在一些气氛轻松的场合（如同学会），我们的感情大都偏向欣喜、愉快。总而言之，表情色彩和风格色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彼此替换，也不能以对方作为划分标准，但是二者相互影响。

二、非语言的风格表达手段也可以表达言语风格。

高名凯先生明确指出：“具有风格色彩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包括词法和句法）或语义成分、语音成分都是语言的风格成分，超出这范围的风格手段就是非语言的风格手段。例如运用词或固定词组来表达隐喻的时候，这种隐喻就是语言的风格手段；超出个别词语的范围，例如语言成分的各种组合方式，全篇散文或全篇韵文所体现的隐喻，就不是语言的风格

②成分或风格手段，而是非语言的风格手段”。对于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运用词或固

定词组来表达隐喻”，我联想到众多古诗词中的意向，如“月”让人想起故乡，“梧桐”让人

①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66页

忧愁，“秋景”大都是悲景，这一部分的隐喻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而“全篇散文或韵文所体现的隐喻”，让我联想到的是一些比喻色彩浓重的古文，韩语的《马说》，“千里马”和“伯乐”各有所指，庄子的《逍遥游》，这个故事也有丰富的隐喻意义，二者都为了适应某种目的或场合，也形成了各自的特殊氛围或格调，《马说》朴实之中有一丝怀才不遇之氛围，《逍遥游》则汪洋恣肆，自在其中。这些手段虽是非语言的，但是却是重要的和被普遍运用的风格表达手段。

四、风格手段阶级性分析

高名凯先生认为风格手段可以有阶级性也可以没有阶级性。首先，要看风格手段系统是哪一种言语方言。高名凯先分别举出了古代公文程式和现在（50-60年代）我国社会中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时所用的言语方言的例子，认为前者是固定格式，不具有阶级性；后者是解放之后的我国社会里才有的交际场合，是特有的言语方言，具有阶级性。其次，汉语中某些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如“小姐——姑娘”。最后，感情具有阶级性，而表情色彩的集中运用可以构成某种风格，因而在某些场合言语方言具有阶级性。

高名凯先生关于言语风格阶级性的分析在我个人看来对本文的论述不甚有影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从历时角度分析，高名凯先生对于语言阶级性的关注受时代背景影响，本书创作于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的中国深受苏联思想印象（这也是本书的整体思路为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的原因之一），阶级斗争是关注点，故而这样的思路也是情理之中。

五、言语方言种类分析

在这一部分，高名凯先生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首先，高名凯先生讨论了划分言语方言，即言语风格手段系统的标准。这是确定言语方言种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高名凯先生谈了一些传统观点：

一、体裁原则作为划分标准。自然，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同样的体裁可以营造不同的格调，如，同一时代的朦胧诗人代表北岛、舒婷创作的诗歌营造的是两种不同的氛围——前者激烈，后者温婉；不同的体裁也可以形成同一种气氛，古代文人聚会，有人作诗，有人写文，以不同的体裁表达同样的气氛。自然，体裁在一定意义上会限制创作，但是这样的限制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再多的体裁和风格相呼应的事例也只能说明大体情况，事实上我们总能找到反例，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体裁能够作为划分风格的标准。从言语风格的产生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明白，体裁不完全取决于场合，所以体裁不能作为风格的划分标准。

二、以言语形式作为划分标准，即口头语和书面语，高名凯先生指出：“口头语和书面

①语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不是两种不同的言语风格”。最终，我们的划分标准还应回归言

语风格的本质，“即以交际场合、交际目的、交际任务的不同所产生的言语交际功能上的差

②别为标准”。

其次，高名凯先生提出了言语风格的三个种类：

一、一般的交际功能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即在一般社会交际场合中运用语言所形成的特殊言语气氛或格调。例如在外交场合的外交辞令言语风格，在科学界中的科学论著言语风格、在新闻报道时形成的言语风格。另外，交际场合和目的的复杂性会使言语风格产生分化，如办理公文的交际场合也有发布军令、发布一般的政令的区别。

二、文艺作品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高名凯先生认为文艺作品的具体言语风格很难说①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470页篇三：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读书报告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读书报告

摘要：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语法理论对中国语言研究，特别是对汉语语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向心结构离心结构

他在语言学理论上发展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又进一步具体化，并有所创新，于1933 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言论》。这部著作可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世界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为了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有的又称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为描写主义语言学派。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的很多分析语言的方法直到今天仍为我国的语言学家所采用，用来分析汉语及其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对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及发展有着重

要的意义。

《语言论》全书共二十八章：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 1-16 章属于共时语言学，后半部分 17—28 章属于历时语言学。第一章到第四章论述语言学的一般问题；第五章到第八章论述音位学；第九章至第十六章论述语法和词汇；第十七章至第二十八章论述比较法、方言地理学、语言演变、语义变化、借用等。我们的评价重点放在前十六章。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和其他重要论著的主要意义在于提出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和描写语言结构的总框架。

（一）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史演变

在语言理论方面，布龙菲尔德受索绪尔影响，在基本观点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这首先表现为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并把共时系统的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一样，为了确定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主张把言语和语言区分开来，认定语言学只管语言。他说：“对我来说，也像对索绪尔（参看他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和萨丕尔（参看他著的《语言论》）一样，认为这一切，即索绪尔所谓的“言语”,处于我们语言科学的范围之外。……语言学只管语言，即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的那些对说某个社群的语言的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特征，如音位﹑语法﹑词汇，等等。它们都是抽象的，因为它们只是言语的话语中（复现）的部分特征。 ……语法和词汇的说明归根到底是抽象的。”

布龙菲尔德认为，要研究这样确定出来的语言，必须区分语

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他在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版的评论中说：“这个刚性系统，即“描写语言学”的对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但是“言语活动”也包括了更多的东西，因为组成社群的人们并不是完全一致地按照这个系统说话的。”

实际的言语，不仅在系统所不确定的东西（例如每个音的确切的语音性质）上有变异，而且系统本身也可以有变异，因为不同的说话人往往会背离这个系统的几乎任何一个特征。这就出现了“历时语言学”；当“言语”的这些个人的和临时的特征在社群中变为普遍化和习惯时，它就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变化–语音变化或类推变化，即我们在历史语法中所记载的那些变化。

布龙菲尔德主张首先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并把共时系统的语言看作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接着又把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区分开来，并把共时系统的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这些基本理论后来贯彻到他的名著《语言论》中，成为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

在《语言论》中，布龙菲尔德明确指出：“任何言语社群的语言在观察者看来总是一个繁复的信号系统，……一种语言在任何时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词汇和语法习惯的稳定结构”，但是，“每种语言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缓慢而不断地语言演变过程”。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是明确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的。

布龙菲尔德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的这条基本原则，一直被美国描写语言学家所遵循。把语言共时系统的描写放在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这些被认为是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突出特点。

（二）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

布龙菲尔德在1933年1月为《语言论》写的《美国出版序言》中指出：“??公设的方法节省了讨论，因为他把我们的叙述限定在了确定的术语中。特别是它使我们免除了心理学上的争议”。上面引录的两段话表明，在语言研究中，布龙菲尔德力图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

但是，他在《语言论》第二章“语言的用途”中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公式却使一些学者对他提出的“排除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深表怀疑。

布龙菲尔德提出的有名公式是：s→r?s→r ps：（刺激反映论）

其中，s：表示实际的刺激

r：表示实际的反应

r：表示语言的替代性反应

s：表示语言的替代性刺激

布龙菲尔德说：s和r都是“实际事项”，从某意义上说，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r和s都是“言语事项”，是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为了说明这个公式，布龙菲尔德讲了一个小故事：杰克和琪儿（假定他们是兄妹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沿一条小路走着。琪儿饿了（“她的某些肌肉在收缩，有些液体，特别是胃液，分泌

出来”），而且看到一个苹果（“光波从红色的苹果那儿反射到她的眼睛里”），即s；于是，她“在喉咙和嘴巴里做一些动作，发出一点声音”，即r；杰克听到了，即s；接着，杰克爬上树去，为琪儿摘来苹果，即r。

疑问：很清楚，运用这种“刺激——反应”的理论来解释言语行为，是行为主义的。它跟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相吻合，是从心理学来的，怎么还标榜“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呢？关于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为《语言论》写的《美国初版序言》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说明。他承认，他1914年出版的《语言研究导论》是建立在冯特心理学体系上的，但申明，在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里,“我力求避免这样的依赖性，我只用阐明事实的方法，在少数几个论点上，讲述了目前两种主要心理学倾向在解说方面的差异。心灵主义学派是想用一种心灵方面的说法来作为语言事实的补充，……机械论者的主张是，在阐述这些事实时不要做这种辅助因素的假定，我之所以力求适应这种主张，不仅仅因为我相信机械论的观点是科学探讨的必要形式，而且还因为我认为以自己的立足点为基础的论述，比起另一种仰仗另一个人的或变化无常的各种论点来，是要更为扎扎实实，更为易于掌握的。”

他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其实际含义是反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灵主义”，强调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机械主义”，并认为，只有排除对“心灵”的依赖，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语言科学，才可以保证研究取得的成果。

（三）提出语言的科学描写的标准篇四：爱的五种语言读后感

《爱的五种语言读后感》

经过陈老师的推荐，我认真阅读了《爱的五种语言》。

“爱的五种语言”指的是肯定的言词、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

恶言一语伤人心，良言一句暖三冬。肯定的语言包括鼓励的、谦和的、仁慈的话语。中国人都很含蓄，一般很少愿意赞美别人，更少赞美自己的爱人，想想，我已经很久没赞美他了，想想我上次指责他是在什么时候，就在不久前，呵呵。

我老公对我总是全面地肯定和赞美。刚认识我的时候，他经常夸奖我身材好。我不太会做家务，有时候做菜不好吃，女儿就不高兴，他总是劝女儿，你妈妈做得很辛苦，我们不吃，她又不高兴了，来，我们一起把这些东西都吃光，下次妈妈会做好一点的。圣诞节，我织了一条羊绒围巾送给他，他天天戴，还总是告诉我，围巾好暖和，荣国没有这条围巾，我真的要冻感冒了。因为他对我的种种肯定

我想让我用肯定的语言再次打开他的心扉，鼓励他勇敢地朝着未来前进。

精心的时刻。不是简单的指两个人“呆在一起”，而是一个人给予另一人关注，让他感受到你的焦点就是他，让他感受到你的关注、关心和爱。同在一起，并不等于关注对方，我们不要一边看报纸一边与伴侣讨论话题，因为注意力在新闻事件中，而不在伴侣的身上。我们需要暂时把报纸放在一旁，关注地看着对方，耐心聆听伴侣对事件的感受，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并拒绝插嘴。平时的精心时刻有吃饭、散步、交谈、度假等。生小孩和丧喜必须要陪伴在爱人身边。

接受礼物。礼物作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承载物，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在乎你。

服务的行动。帮你的配偶做事，做使他感到高兴的事，做让他感受到你爱意的事。我的丈夫希望下班后回到家中，看到我已经把晚饭做好了，这就是他所需要的。而我在做家务时会埋怨，他就不知道帮我一下，他一点也不关心我！是的，生活的家务也是一种爱的语言。我的父母就是在生活中共同承担家务，用为对方分担家务作为爱的表达。这种爱语是最常见的，也是需要付出大量精力的。

身体的接触。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精妙的“机器”，任何微小的情绪都会引起身体相应的反应。我爱你，那么我愿意靠近你，接触你。我和老公都是喜欢身体接触的人，平时上街都是手牵手，在家里看电视也是时不时会亲对方，每次出门，都会给他goodbye kiss。

了解爱的语言，并努力去做，我们的爱箱就会被装满，达到爱心满溢。篇五：读语言与文化有感

读《语言与文化》摘记并感想

一、书名：语言与文化（注释本）

二、著者：罗常培

三、出版社：2009年5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四、页数：221

五、内容概要：

这本书除了陆志伟序和罗常培自序外，共有八章、四附录和“著者其他著作”、“恬厂语文论著甲集目录”、“著者未结集之论文目录”等内容。

第一章：引言用几位名人的名句引出了联系社会和民族的文化及历史来研究语言的宗旨，并简要介绍了其余七章的内容范围。

第二章：从语言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罗先生在这一章里引用了英语和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中含有“墙”的意义的语词的语源来追溯这些民族有关的文化遗迹。在这些民族的语言里, “ 墙”往往和“ 柳条编的东西”（wicker----work）或“枝条”（wattle）有关系。“盎格鲁撒克逊语的“windan manigne bmicerne wah”等于英语的to weave many a fine wall”便许多很好的墙。墙如何能编织呢？罗先生解释道据考古学家发掘史前遗址的结果也发现许多烧过的土块上面现出清晰的柳条编织物的痕迹。这就是一种所谓“ 编砌式”（wattle and daub）的建筑。它或者用柳条编的东西作底子上面再涂上泥, 或者把泥春在两片柳条编的东西的中间。由此可以使我们可以推想欧洲古代的墙也和中国现在乡村的篱笆, 四川的竹

第三章：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作者说“ 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傀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 “ 例如, 云南显明近郊的倮倮〔即彝族〕哄妻做‘ 穿针婆’直译是‘ 针穿母’。云南高黎贡山的依子〔即独龙族〕哄结婚做‘ 买女人’ 直译是‘ 女人买’。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夷族社会对于妻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有的民族地处边远地区, 经济落后, 对现代文明不熟悉, 所以一旦接触现代文明的产物不知道怎么命名才好, 只得用他们日常习见的事物来比拟。例如“ 贡山的依子哄汽车做‘ 轮子房’。路南的撒尼哄自行车做‘ 铁马’至于最新的交通和军事利器—飞机, 他们的看法更不一致了。贡山底依子畔做‘ 飞房’, 福贡的栗粟也吟做‘ 飞房’ , 片马的茶山〔瑶族〕畔做‘ 风船’ , 路南的撒尼吟做‘ 铁鹰’, 淇西的摆夷哄做‘

天上火车’。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向来没有过, 他们想用“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的方法来造新词, 于是就产生出这一些似是而非的描写词来了。

第四章：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作者首先分析了“ 狮子”这个词的来源, 引用了《后汉书》《洛阳伽蓝记》的材料, 说明“ 狮子” 是外来的, 是从波斯、硫勒、月氏等国进责来的, 然后考证“ 狮子” 是哪种语言的音译词。罗先生认为这是某种东伊兰语, 并且是经过月氏的媒介输人中国的。接着作者考证了“师比” 、“璧流离” 、“葡萄” 、“苜蒁” 、“槟榔” 、“拓枝舞” 、“站” 、“八哥” 、“没药” 、“胡卢巴” 、“祖母绿” 等借词的来源, 以此说明古代中国和波斯、中亚各国以及印度早就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关系。作者也谈到了汉语的“丝” 、“茶” 等字是怎样传人西方世界的, 又如“丢面子”、“保全面子” 这样的说法是如何在英语中生根的。

第五章：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地名研究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功用、凯尔特语在欧洲的一条地名带、地名所反映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在英国的殖民痕迹、北美的印第安语地名、中国地名所显示的古代民族交通的踪迹、侨置郡县和民族迁徙、壮语地名所显示的古今民族的差异、滇缅边境上几个地名的语源等内容。从地名探索民族的迁徙是地名学的主耍研究内容。西方学者根根苏联境内一系列古芬兰语的地名证明芬兰民族是从东方迁徙到北欧的。罗先生在引证了一些西方资料后引用了大量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 探索了客家和

懂族的迁徙踪迹。这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材料都是第一次发表的, 后来的著作大多是转引的。

第六章：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包括“从姓氏所反映的民族来源”、“从姓氏和别号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文化特征”等内容。作者说“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他的来源”。例如唐朝著名尉迟氏是于田国人,“尉迟” 就是visa的对音。著名的元朝诗人萨都刺的原名是sa’dullh, 是阿拉伯文sa’“吉祥” 和allah“上帝” 两字合成, 意思是“天祥” , 所以萨都刺字“天锡”,恰好是阿拉伯文的原义。现在姓“萨”的正是萨都刺的后裔。如此说来，唱《万物生》的萨顶顶可能就是其中一位吧。“丁姓是元丁鹤年的后裔。元戴良《九灵山房集》有《高士传》, 为丁鹤年作, 原文说“鹤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 祖苫思丁, 父职马禄丁, 又有从兄吉雅摸丁”。清俞樾《茶香室续钞》云“鹤年不言何姓, 而自首祖以下, 其名末一字替丁字, 不知何义, 世邃以鹤年为丁姓, 非也。”罗先生接着说“ 按‘丁’, 是阿拉伯文的对音, 本义是报应。凡宗教皆持因果报应之说, 故阿刺伯人称宗教为dia。” “鹤年业儒,汉化的程度很深, 所以冠丁为姓。”此外，罗先生认为“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父子连名制“概括的说起来, 在这个部族里父亲名字末一个或末两个音节常和儿子名字的前一个或前两个音节相重。”例如：

龚亚陇陇亚告告亚守守亚美

罗先生据此否定了南诏是泰族人建立的古王国的意见, 认为从南诏世系看有明显的父子连名制的迹象, 因此南诏应属白族。

第七章：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包括“亲属称谓在初民社会里的重要性”、“黑夷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交错从表婚制”、“交错从表婚制的分布区域”、“亲属称谓所反映的其他婚姻制度”以及用例说明从亲属称谓推断婚姻制度所应有的审慎态度。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密切有关, 作者引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详细论证了这种关系。葬族的亲属称谓中, 哥哥、堂哥、姨表哥等, 弟弟、堂弟、姨表弟等, 姊姊、堂姊、姨表姊等, 妹妹、堂妹、姨表妹等称呼相同；舅表兄弟、舅表姊妹是另一种称呼;姑表兄弟、姑表姊妹又是另一种称呼。这种称谓系统说明同胞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姨表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 因此是不能通婚的。这种关系是所谓井行从表关系, 也就是同性同胞的子女之间的关系。舅表兄弟姊妹和姑表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是所谓从表关系, 也就是异性同胞的子女之间的关系, 按初民的习俗, 一般是可以通婚的, 因此称呼不同于相互不能通婚的井行从表的亲属。但彝族反对“肉骨还家”, 也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把生下来的女儿归还娘家内侄娶姑母的女儿, 所以姑表兄弟姊妹不能通婚。这在称谓上反映为姑表兄弟姊妹和舅表兄弟姊妹尽管都是交错从表关系, 但是分成两套称谓以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