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清末人口普查

惊心动魄的清末人口普查

　　当时百姓认为调查户口是官府灭门毒计，便鸣锣聚众，在村旁挖一大洞?⒌鞑樵被盥瘛?

　　中华大地，到底多少男女老少？清初袭明制，人丁黄册数年编审一次，登记内容与事实渐行渐远。雍正年实行摊丁入亩，乾隆年停止编审户口。从此门牌任意填写，偏远处茫无门径。

　　“教育何以强迫，禁烟何以厉行，征兵何以定制，租税何以配赋，商工业何以振兴，概而言之，国民之权利义务何以规定，莫不以清查户口为始基。”清廷摩拳擦掌，决定挠挠这心头痒。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定下时间表：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调查人户总数；1911年调查各省人口数；1912年颁布户籍法；1913年施行户籍法。这个时间表后来因形势逼迫屡次提速。

　　在推动户籍立法方面，主管民政的尚书肃亲王善耆的表现可圈可点。

　　哪里搞调查，哪里进入紧急状态

　　人口普查，亘古未有。消息一出，百姓惶惶如热锅蚂蚁：这是要干什么？

　　妖言肆虐，骚乱频频。赣、川、苏、闽、桂、粤、滇、皖、鲁、浙乃至直隶……哪里搞调查，哪里就进入紧急状态。

　　江苏宜兴和桥镇时疫流行，调查员询问年龄，百姓以为是将信息开去以灵魂压镇瘟疫，一唱百和，聚集千人，蜂拥至派出调查员的鹅山学校，酿成毁学事件。

　　江苏吴县传说即将有阴兵过境，入调查名册者都要被征当阴兵。百姓惊恐万状，数百人到调查员家打砸抢，包围并捣毁保存底册的自治分所。

　　安徽南陵的乡民认为政府将大家的生辰八字卖给洋人，供洋人筑造五百里长之铁马路，“每五尺长，即用一人顶桥梁”。游医王某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江苏过来，亲眼见已调查地区凡名册一送官，上册人就全家死光。名册或送去修铁路填枕木，或海塘打桩压入桩下，不拿回来，性命不保。于是围殴调查员，抢出底册。

　　江西丰城百姓认为调查户口是官府灭门毒计，便鸣锣聚众，在村旁挖一大洞将调查员活埋。有人甚至把调查为“征兵”再讹为“蒸兵”，说上册人都要受釜甑之苦。上高县调查员及仆从二名被活活打死。

　　云南昭通传“国家拟抽收人税、树税、生男女税，故先查明人户总数”。距上海仅七八十里的浏河，乡民谓“调查户口不久将实行人口头税，遂群情惶恐”。

　　各地被官派充当调查员的乡绅、乡学莫名成了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最好的情况也是如常州武阳“不知调查为何事，一遇问年龄等，疑忌多端”，将调查员拒之门外，来个“就不告诉你”。

　　“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依据”，在善耆等立宪派贵族操持下，从1909年以来的两年里，虽民变惊心动魄，清廷仍执着推进全国人、户普查。1911年3月1日，中国首部《户籍法》终于编订完成。

　　“民众已无信任国家的观念”

　　其实善耆很注意对待群众的方式方法。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要求调查机关凡事要和百姓说清楚，做到家喻户晓。“立宪之国，无一人非国民。户口一清，则良莠既不至混淆，且可同享国民应有之权利。将来地方自治及有关公益等事，自易次第推行，渐收实效，足见清查户口一事利国利民”。

　　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安抚、预防民变。比如，江南筹办地方自治总局为调查制定了特别办法：调查员须携带简明白话告示，说明调查户口是为百姓好，一不抽捐，二不拉丁。

　　如调查员及随从有索钱行为，随时告发，查出严办。调查所到之处，须贴公示七日，并邀当地有威望人士与调查员一起在热闹地段搭台演说，方可开始。纳税当兵、缉奸查匪这些吓唬老百姓的话，只字不许提及。

　　从亲王大臣到众多出任入户调查员的乡绅、乡学，堪称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但民众有几户合并乱报的，有多口少报的，“任意填造、杂乱无章”，而群殴调查员、捣毁调查员住宅、撕毁调查册、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和学堂，甚至与官兵武装冲突事件仍如火如荼。

　　“自庚子之役，朝廷威信实大堕落”，时评把公信力丧失看做民变的最根本原因。政府无论做什么，在人民心中已事先被判断为坏人坏事。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高度戒备的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歇斯底里。“民众并非不知宪政利国利民，而是民众已无信任国家的观念”。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进行。最后得以汇总的各地上报人口总计62699185户，341423897口。该数据被民国学者认为明显偏低，但意义重大。

　　“移籍自由”与“入籍自由”

　　调查户口尚未完成，善耆和民政部门毕竟在摸石头的过程中对河底状况有了一定了解，《户籍法》进入紧锣密鼓修订中。

　　《户籍法》共8章184条，它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功能，不再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移籍自由”和“入籍自由”原则，城乡流动、改变户籍无须政府机关许可。

　　善耆为《户籍法》的完成而雀跃，3月2日即上奏宣统，憧憬着日本式君主立宪的美好未来――这个话题，不到一年前他与汪精卫曾有一番辩论。

　　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行刺摄政王未遂被捕。经善耆反复劝说，4月29日，清廷以“误解政策”为台阶下，免除二人死罪。

　　善耆到狱中看望汪精卫，说汪在民报的文章自己全都拜读，问他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主张不是更好吗？邻国日本正是成功榜样。

　　汪精卫反驳说，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以武力从幕府夺来的政权。中国搞君主立宪，国会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善耆说中国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列强觊觎，不忍不谋则乱。你来我往，一堆车轱辘话，二人颇感惺惺相惜，却始终跑在两股道上。

　　《户籍法》制定那天是1911年3月1日，同日，孙中山抵加大拿友仁湾筹款。那里保皇党势力尚盛，风传该党卢某企图狙击孙中山。致公堂派黄沾、黄沛霖、马大宗、陈秤等怀揣手枪日夜守护，上演了一出“十月围城”加拿大版。是日距辛亥革命爆发还有223天。

　　作为中国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制度，清《户籍法》最终未能颁布实施。

　　摘编自《?t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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